一

　　正屋四排三间，座南朝北，两侧各配一栋厢房——这是一座十分普通的院落，说它普通，因为在湘西南，在沙田村，它与别的农家院落一样，鸡飞鸭叫，炊烟袅袅，没有任何不同之处。这是我家三代居住的老屋。民国三十年，我的爷爷奶奶携着他们的三子四女，从巫水流域一个名叫游家湾的缱绻之地逆流而上，辗转来到这里。虽然我已无从揣摩他们当时的心境，但可以肯定的是，像屏障一样耸立四周的群山给了他们地势上的安全感，使他们以为可以藉此摆脱乱世的动荡和危机的追索。虽然日后并没有如愿。但他们终于在这里安定下来，养儿育女，勤俭作息。数年后，三个儿子枝繁叶茂，筑巢引凤，衍续起生命的咏叹长调；四个女儿也羽翼丰满，相继飞出屋檐，栖向各自的命运枝头。

　　我的爷爷身上，保持着一介落泊书生所固有的本色。他天明即起，焚香沫毕，便展卷晨读。朗朗书声与阵阵鸟鸣在晨光中互溶，使沉寂的大山平添了几许生动。在初来沙田的日子里，爷爷用这种优雅娴静的生活姿态暂时掩盖了天性里的桀傲与张扬。白天，他谦卑地跟着肩担荷锄的奶奶，在田间地头勤勉地垦覆与种植着一个个平常的日子。闲时，他眯着眼，像一个小心翼翼的财主，在儿女们成长的拔节声里，窃取与收集着光阴罅隙里漏下的点滴欢乐。他目光淡定、性情隐忍、步履沉稳地行走在沙田村的田畦与山林之间。

　　即便如此，大山厚重的雾霭仍然裹藏不住爷爷身上的浓浓书香。不久，他的一手遒劲的柳公权体便不胫而走，张贴在家家户户的门楣柱面。他被越来越多的人请来请去，择吉地，踏吉穴，蒙昧已久的罗盘又在沉寂的地脉深处熠熠生辉……

　　渐渐显露的生活亮景勾起了爷爷对逝去的家族荣光的追慕。他常常在暗夜里为家族的蒙尘辗转反侧。他决心在此重振龙氏门风。于是，他一改低调的生活姿态，运用自己对世事人情的练达，频繁亮相于当地各类事务及公益活动中。爷爷精通文墨，一经显露，便赢得人们交口称誉。因而家里虽穷，爷爷的脸面却很足。常有土著乡绅附庸风雅，邀他吟风弄月、谈古话今。爷爷也乐于应酬。有时家里都揭不开锅，他却波澜不惊，照旧在那谈笑风生。至今，我仍然能从老辈人的口里，领略到爷爷当年的儒雅风姿。

　　人活一张脸，树活一身皮，爷爷很注重这一点。

　　其实，在沙田村，爷爷不但重脸面，而且积德行善，乐于助人。这里姑且举一例——

　　枫香学堂的教书先生谢池，因得罪了保队副李荣，被李荣设套端了饭碗，又无盘缠回乡，遂流落本地，挨家请求做短工糊口。人们一半慑于李荣的淫威不敢得罪，一半嫌谢先生一介穷酸书生，怕他做得少，吃得多，因而均不愿意收留。

　　某日，谢先生流落到我们家。爷爷见他通文墨，先就起了怜惜之心。架不住谢先生一个劲的哀求，面子上过不去了，便赏他一碗饭，让他薅薅田试试。谁知谢先生下田才半日，当晚就打起了广西摆子。尔后一天一顿，一打就是半年。

　　这下苦了!我们家本就十分清贫，一家九口，靠租种地主刘麻子家的田亩度日。一季谷种下来，地主得六成，我们家只得四成，加上爷爷教书得的十担谷子，只够全家半年的口粮，还有半年靠借粮、吃野菜、吃野果度过。而今屋漏偏遭连夜雨，床上又躺了一张口!这对于我们家来说无异于雪上添霜。

　　爷爷却不以为然，有家里人一口吃的，就有谢先生一口吃的，无半句怨言。

　　半年后，谢先生痊愈，感念于爷爷的深恩重德，有心图报，想收我的伯父为徒，教他点本事。爷爷笑了，心想你都潦倒成这付样子，还能有什么本事相授呢?

　　谢先生也不多说，进厨房抄了把柴刀出门去了。回来时，肩上扛着一节竹子。他将竹子放在地上，几锤就将竹子打烂了。然后吩咐爷爷拿凳子，打水。爷爷不明就里，只好照办。

　　谢先生端坐在凳子上，喝了一大口水，噗地喷到竹子上，尔后叽哩咕鲁地念念有词，尔后用脚往返揉踩竹子。脚板踩过后，那节烂竹子竟然奇迹般地愈合如初了。爷爷大惊!知道遇上了奇人。机巧的伯父忙喊师父，翻身下拜。

　　谢先生在我们家又住了半年，终日写书授予伯父。伯父一看，全是跌打损伤类。先生也时常带伯父上山采药、辨药。伯父少年聪慧，师傅写的、讲的，一一记在心上，后来竟派上了大用场。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谢先生报恩一事，使爷爷尝到了积德行善的好处。

　　在爷爷的霭霭书卷气里，还掩映着一付侠肝义胆——邻县一杨姓女子，因红杏出墙，遭到丈夫家族的惩处，逃到沙田村后又被追上，并被绑上石头就地沉潭。爷爷闻讯后赶到现场，奋身将杨氏救起。杨氏夫家人未曾走远，闻讯后立即返回，欲将杨氏再沉潭。爷爷怒目圆睁：“她已经死过一次了，现在的她已经不是你们的人了，快给我滚!”那帮人见爷爷威风八面，话说得掷地有声，只好悻悻地走了。杨氏从此洗心革面，在此与人生儿育女，安然度日。

　　嫉妒是人性里的一味毒药。当太多的荣光悬挂于我们这户外来户的门楣时，引起了本地一些狭隘小人的暗中忌恨。其中以保队副李荣为最甚。在当地，李荣是出了名的恶人。他一贯倚官仗势，横行乡里。他可能早就对我们家蠢蠢欲动，欲伺机加害。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加速了李荣的恶行。

　　本村有一美貌女子香草，与同乡肖二毛已定婚约。保队副李荣也垂涎香草美色，欲仗势夺人所爱。肖二毛与之辩理，哪知李荣恼羞成怒，拔出手枪对准肖二毛。适逢我爷爷路过，见状冲上去将李荣的手臂一抬——“砰”，一发子弹射向了天空。鉴于爷爷的名望，李荣不便当面发作，只好悻悻而去。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李荣转弯抹角、费尽心机，终于弄清了我爷爷挈妇将雏隐匿山林的真正原因——躲避国民政府的兵役。于是，他上下串通、狼狈勾结，一张精密编织的黑网悄悄撒向我们家……

　　民国三十五年的除夕没有雪，空气中游移着浓郁的年关气息，四周山林里不时传来欢快的爆竹声。爷爷一早起床，便领着儿女们贴“对子”。“对子”即春联，爷爷头夜写好的，家里的每根柱子、每条窗框都要贴。风雨剥蚀了一年的木屋红红地亮堂起来，方显出过年的喜庆。这是脸面上的功夫，再穷的家庭也是要装的。

　　这时，西边山褶里迤逦出两个人影。近了，人们才看清是镇政府的两个枪兵。两个枪兵各挎一杆长枪，径直朝我们家走来。

　　厄运总是这样突如其来，在人生的某个隘口兀地从天而降，将既有的生活秩序彻底颠覆。在弄清了爷爷已经被抓了兵后，全家人哭作一堆。爷爷是家里的顶梁柱，此一去关山重重，战火纷飞，生死难料，奶奶一介女流，怎能养活膝下的七个儿女?

　　在全家极度的悲戚中，我的年方十四岁的伯父悄悄揩干眼泪，坚定地站了起来。他尾随在爷爷身后，决心效仿前朝花木兰，去替父从军。

　　在国民党县党部，伯父的阔眉粗骨以及眉宇间坚定的神情使县长熊为奇轻易就相信了他谎报的十八岁的年龄。熊县长恩准了伯父的请求。伯父大喜，宽大的军装怎么也裹不住内心的激动，仿佛不是去赴生离死别的战场，而是赴宴一样。

　　一个月后，伯父与其他被送兵的同伴一起，从县城在市镇坐汽车到衡阳，再由衡阳乘轮船至南京浦口，才正式加入了部队，番号为国军83师188团迫击炮连。经过短暂的集训，部队乘火车开往山东临沂驻扎。

　　幸运的是，当兵没多久，机智胆大的伯父就被连长看中了，把他带在身边当勤务兵。伯父跟随连长穿枪林、钻弹雨，长了不少见识。他能从空中的呼啸声里辨别出子弹来自哪个方向，能从阵地的炮坑形状分析出下一枚炮弹将落在哪个位置……凭着这些见识，伯父一次次从遍野的尸体堆里爬出来，一次次走向新生……徐蚌会战，伯父所在的部队被解放军打得稀里哗啦，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去。疲惫不堪的伯父索性将战友的尸体码成一圈，挡住飞来梭往的子弹，自己躺在圈子里睡起了囫囵觉。

　　从战场形势的急遽变化来看，伯父估计国军气数已尽，兔子尾巴长不了了，遂起了回家的念头。于是，他混迹于溃军中，提着一口气千里奔逃。数月后，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他终于摸到了家门。

　　伯父的生还使全家喜出望外，爷爷赶紧焚香祷告，自不待言。伯父的这次少年壮举拯救了整个家庭，而他遇事的果决明了和强大的消磨苦难的意志使他在后来的岁月里无论身处何方，都一直充当着家庭的脊梁。

　　爷爷被替换回家后，为了保全家庭，避免再次遭人暗算，他主动出山，结交县乡官僚，谋取地方职位。他参加过九路军，当过保长……在爷爷看来，其所作所为系情势所逼，不关乎书生节气，自然无可厚非。然而，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恰巧是这一切为未知的前路埋下了绵延的祸根。

　　1949年全国解放，国民党败逃台海孤岛。因为在国民党阵营里供过职，爷爷戏剧性地成了人民的对立面——他被划为“四类分子”，并被判处劳动改造，由体面的绅士变成了卑贱的被管制对象。囚车隆隆地驶出深山，栅窗上冷漠的铁条将窗外的山河分割成碎裂的块片。等到窗外的颜色渐渐地由绿变黄了，便意味着囚车过了长江又过了黄河，车轮滚滚碾压在大西北苍凉的黄土地上，家园与亲人变得像梦幻般遥不可及。爷爷心如止水，万念俱灰。从此，在长达三十年的漫漫岁月里，除了低头认罪，老老实实接受劳动人民的监管和改造，他再也无法掌控自己及家庭的命运，像一叶无根的浮萍，茫然无依地漂浮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滚滚洪涛上。 {Ky:PAGE}

　　二

　　我的父亲腼腆、羞赧，从小就是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因而深得伯父喜爱。倘若不是出身于四类分子家庭，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的人生将会是另一番景象。当负笈求学的懵懂时光像一列严重晚点的火车，哐啷哐啷地驶入人生的车道时，他已然进入了稻麦扬花的青年时期。

　　爷爷被押送大西北后，身为长子的伯父毅然挑起家庭的重担。他与奶奶、伯母每日起早摸黑，把青春年华隐没在无尽的劳作中。他疲惫的身影潜入到漫长的艰难岁月，成为弟妹们拔节成长的沃土和自强奋进的天空。

　　由于家里人多粮少，我的父亲上了几年初小后，便执意辍学，给哥哥当起了帮手。

　　1956年夏天，刚收割完的早稻田正在蓄水，等待犁耙耕耘。伯父看着挥锄引灌的弟弟，一股愧意涌上心头。他觉得不能全家人都在泥里滚，一定要想办法让弟弟重返校园，读书成才，跳出农门。兄弟俩显然经过了激烈的争论，结果是我的父亲打起背包，以18岁的高龄，进入县城长铺镇高级小学就读。两年后，20岁的父亲考入县一中。1956年秋到1961年夏的这段时光，是父亲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岁月。他不止一次地在我耳旁喋喋不休。我知道，相比父亲的一生，那是逼仄年代里青春的放纵，是盛夏苦旱中偶降的甘霖。

　　初中毕业，父亲在本乡佘家村小学做了一名民办教师。那里离沙田村不足十里，虽然山水相连，但山势却更加突兀。佘家小学坐落在双江河边一处高岗上，每当钟声当当当当地敲响时，仍然会有学生从不同的山褶里满头大汗地奔跑而来。每日，父亲夹着课本，从居住地穿过一路金黄的油菜花来到教室。他的身上除了粘满了新鲜的晨光和浓郁的油菜花香外，还粘贴着一双波光粼粼的目光。那是一位姑娘的目光。那位姑娘后来成了我的母亲。

　　父亲和母亲具有相同的家庭出身，共同的苦难和厄运催开了他们的爱情之花，1966年农历9月的萧瑟秋风终于使他们携起手来，在自己的掌心里恋取着对方的温暖，在对方的眼睛里放飞了自己的一生。

　　从上学到任教，父亲基本遂了伯父的意愿，走在伯父的希冀中。其时“瓜菜代”已经开始，饥饿的狂飚正席卷华夏大地。作为四类分子家庭，我们家比别人家更为艰难。由于多日未进粒米，奶奶已饿得连续七天高烧不退。弟妹们一个个黄皮寡瘦，萎靡不振。伯父伯母急得抓耳挠腮，一筹莫展。父亲再也无心教书，他决心与全家共度难关。他自作主张辞掉工作，卷起铺盖回了家。其时伯父正从田间抠食归来，一见弟弟模样，什么都明白了。他恨铁不成钢，一个耳光将弟弟打翻在地。打完后又心痛地扶起弟弟，兄弟俩抱头痛哭。尔后就寂然无语地坐在田埂上，看久旱无雨的长天，看远远近近的群山……良久的沉默后，兄弟俩相视一笑，牵手而起的一霎那，身体里的关节处铮铮作响，一股久违的力量重新回到身上。后来父亲跟我说，苦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颓废。人活着就是要有精神。但我至今仍然认为，是伯父的坚强影响了父亲。

　　等到“瓜菜代”终于过去。历尽磨难却眉宇轩昂的伯父毅然走出深山，打铁放排，摆摊贩货，在命运长河里操桨泛舟，最后竟混成了一名国家公职人员，成了我们家第一个吃公家饭的人。这种人生角色的转换更加奠定了伯父在整个家庭的地位。在我的记忆里，每遇家庭不和，爷爷便要差人找来伯父，让其好言相劝，严言相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直到矛盾平息，全家人欢颜以对，伯父才放心离去。每次伯父离去时，我都要跑出家门，望着伯父的背影渐行渐远，融进了群山的褶皱里。伯父走后，无边的落寞惆怅在黄昏时刻升起。暮色迷蒙，山影沉重。对家族亲人的依恋使我在如烟的雾蔼里黯然神伤。显然，敏感与多愁使我的性格并没有烙上大山的刚毅与坚定，这一点在我成年后有了更明显的凸现。这是我命里的一道灰色，也是我与从小厮守的大山不相匹配的地方。

　　爷爷刑满释放回来后，沙田村阶级斗争的气焰日益高涨。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尊称爷爷为“大爷”或“大叔”，而是叫他“海佬佬”，语气里充满鄙夷。农闲里，夜静时，随时会有一伙人冲进我家，将爷爷拖出去，戴上高帽子四处游斗。更有甚者，我的二姑父也反目为敌，用比别人更为残酷的手段与我们家彻底划清了界线。在一个令人气闷的中午，我的二姑最后看了一眼门外热辣辣的阳光和阳光中青烟直冒的世界，绝望地将脖子伸进了屋梁上早已悬挂好的索套中。

　　值得记叙的一点亮色是：爷爷虽然终日夹起尾巴做人，却依然丢不下书生本色，他又试图回归早先的生活姿态。而沧桑、幽深的老屋此时也仿佛一介落魄的书生，与饱读诗书的爷爷找到了某种灵魂上的暗合。每日清晨，沐毕的爷爷准会在他书香四溢的卧室里声若洪钟地诵读《诗经》里的句子，那些散发着草木清香的诗句在晨风里悠然撒落，奶奶遂披衣起床，生火做饭……

　　爷爷清晨读书的习惯伴随他度过了一段不算太长的时光。忽有一日，我那扎着羊角辫、佩着红像章、满脸膨胀着革命激情的堂姐带着一班与她同样满脸膨胀的男女闯进了爷爷的书房，将爷爷那些视为珍宝的藏书付之一炬，爷爷的读书声才戛然而止。这艰难岁月里惟一的一点亮色骤然黯淡!后来我常常揣摩爷爷当时的心境，想来他心里必有某种难言的纠葛，以至于他倒背着双手眺望远处苍茫的群山时，目光里常常透出少有的迷惘。

　　命运如此多舛，父亲却很不甘心情愿，他曾经试图去改变。他凭着上过县一中的底子，主动请求担任生产队的植保员。本来，这样的工作是轮不到具有四类分子家庭出身的父亲来干的，但植保工作是个知识活，生产队在几经讨论后，最后还是确定了父亲。父亲如愿以偿，兴奋不已。他在植保手册的扉页上这样写道：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和广大的禾苗一起，与螟蛉虫、卷叶虫、稻飞虱等庄稼地里的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直到把它们全部消灭掉。父亲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父亲的斗争方式其实很简单——在田埂边插一根大木竿，木竿顶部悬一盏白炽灯，灯泡下面，用一只四角形的木架撑起一只盛了水和柴油的大木盆。夜幕降临时拉亮电灯，生性趋光的虫蛾就会从四面八方飞来。有的猛扑在灯泡上，很快就被炽热的灯泡烫死；有的绕着灯光不停地飞，直到精疲力竭，一头栽进木盆里，再也没能飞起来。对于虫蛾来说，这盆滴了柴油的水简直就是一汪死海，里面蛾尸累累、千翅竞折。这只是父亲与虫蛾斗争的方式之一。由于这种方式并不能将虫蛾全部消灭掉，尚有许多虫蛾躲在远离光源的地方，趁着夜色趴在禾叶上密密麻麻地产卵。几天后，一批批蛾蛹便破壳而出，在暖风里蠕动，大口大口地吞噬着肥嫩的禾叶，直到剩下光光的稻叉。再过几天，那些蛾蛹又相继长出翅膀，变成了新的虫蛾，嗡嗡嗡嗡地在田野的上空飞翔。所以，除了夜间的灯光战术外，父亲在白天还得摇着背式喷雾器，一丘田一丘田地开展大规模的农药歼灭战。一遍遍下来，虫蛾尸横遍野，父亲的手、脚也烂了一层。禾苗们又迎讶着阳光茁壮成长了。

　　尽管父亲如此专注而卖力地工作着，却并没有由此改变命运。人们反而逼着他与爷爷划清界线，彻底站到贫下中农这边来。这弄巧成拙的尴尬，使性格内向的他更深地陷入了对命运的迷茫。

　　父亲越来越沉默。繁重的劳作和社会地位的卑贱使他身上的书卷气日渐消褪，肌肤上隆起了一股一股的小丘。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坏。用母亲的话说，父亲在家里“就像一个阎王一样”。由此可见，他的性格里其实不乏刚烈的原素，但门外强大的高压气流又使他不得不委曲求全，他在外谦卑、恭顺，处处让着别人。地域的偏狭使父亲固执地认为，山外的世界肯定比这里好，伯父的背影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甚至抱怨爷爷，当年怎么就来到了这样一个鬼地方。其实在那样的年月，我们这样的家庭走到哪里都是危险的边缘。

　　当然，父亲也有抗争的时候。那是当我多次被生产队长的儿子摁翻在地，左右开弓扇得哇哇大哭；或是被其无端推入水沟，浑身泥水淋淋、眼泪汪汪之时，一向懦弱、屈服的父亲顿时血往上冲，他从远处的田垄里一跃而起，挥舞着锄头咆哮而来，吓得队长的儿子屁滚尿流、落荒而逃。虽然事后挨了批斗，但父亲却显得很坦然。夜半醒来，还能听见他在跟母亲兴奋地嘀咕。父亲的兴奋感染了我，使我在妹妹们香甜、匀称的鼾息里开始失眠，一直到鸡啼的黎明，才又盈漾着满腔的温暖沉沉睡去。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人性解放的春天终于来临，新时代的春风开始吹拂华夏大地。我的爷爷与千千万万具有相同命运的人一道，摘掉了戴在头顶几十年的帽子，重新获得了作为人的自由与尊严。同时，改革开放以后，被禁锢的种种乡村礼俗又在农村勃然兴起，深谙此道的我爷爷又成了方圆之内颇受尊重的礼俗先生。那些曾经骑在头上拉屎拉尿的人又改称爷爷为“大爷”或“大叔”了。爷爷心胸开阔，不计前嫌，仅仅一句话就消解了几十年的仇怨。父亲知道后勃然大怒，痛骂爷爷好了伤疤忘了痛，“过去是怎么整你的?如今有求于你了，就像哈巴狗一样摇尾巴了，不要脸!”骂得爷爷连连噤声。

　　父亲与爷爷积怨日深，最后竟到了难以化解的地步。他固执地认为爷爷一生都只顾自己的脸面，对家庭没有尽到责任，如果不是伯父替他挑起重担，全家人早就饿死了。父子俩经常因为什么事便大吵大闹。其时伯父已携妻儿迁回故地游家湾定住。他知情后深感忧虑。为缓和矛盾，他提出将爷爷接到他那里去居住。谁知爷爷死活都不肯离开相守了几十年的老屋。他说我不走，我就住在这里，话音刚落眼圈就红了。直到奶奶去世，他才依依不舍地跟着伯父走了。爷爷为奶奶踏穴下葬，故意留了半个穴的位置，说这一半留给他日后来陪伴奶奶。

　　爷爷终于没有回来，他死后葬在三十里外的一处高坡上，坟头朝着奶奶的方向。横亘在中间的，是比距离更为强大的虚空。

　　后来我梦见爷爷，他背着手站在老屋门口，身旁粲然着他亲手栽下的那蔸月季，花光灼灼，所有的苦难都被隐没不现。我由此常常思及人与地域的关系。哪怕这片土地给予他的全都是苦难，哪怕他曾经多么恨它，到头来却仍然深恋着它。比如那些饱受洪灾之虐的人们，被洪水屡屡冲毁的家园却决不会异地重建。这种血肉相连的依恋，是否是恋母情结的另一种呈现形式呢? {Ky:PAGE}

　　三

　　对于父亲而言，我是他的一个梦。他希望他的命运不要再在我的身上延续。

　　不是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吗?他常常跟母亲这样念叨。因此，父亲对我的管教是非常苛刻和严格的。

　　“攒劲读书，离开这里，去外面做大官，免得被人欺负!”

　　“只要你能考上大学，家里卖鼎罐也要送你!”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

　　以上是我记事起便回荡在耳边的家庭教育。我不知道有多少孩子会受到这样的教育。从我出生的那天起，一个家族复兴的梦想便在我身上悄悄谋划。我的童年太沉重，几乎没有过欢乐。成群结队的孩子在篱笆外奔跑、嘻戏，没有人会注意到篱笆后面那双红肿的眼睛。

　　我与沙田村非常隔膜。我几乎没有融入到村里的人、物、事中去。“离开这里”的目标使我像一条孤独的单轨，生命时光与村里的四季枯荣构成了平行的衍长线。我们相互对视着，又本能地拒绝着。而我在拒绝丑恶的同时，也拒绝了友善与关爱，甚至拒绝了大山的刚毅与坚定。我在我的另一篇文章里，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少年时光：“……限制来自于父亲，他几乎不允许我随便去别人家玩。即便去，也得在他的带领下，选择他认为可以去的人家，且不许我随便与人说话。稍稍有违，便会十分严厉地训斥。父亲这样做自然有他的道理。因为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家庭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横祸。后来我把父亲的做法理解成他对现实的一种妥协和畏缩。阶级斗争的如火如荼使我的父辈深陷在老屋的幽深里，感喟岁月的漫长。这种限制对一个少年的心理成长无疑是极为有害的，以至于我从小就缺乏抗争现实的勇气，变得孤独而内向。更多的时候，我孑然一人，伤感地倚着篱笆，手托下巴想象着山外世界的美好。……”

　　然而，在我成年后的记忆中，童年的沙田村却是如此的清新美好——造物主携万水千山奔腾到此，兀地滞住脚步，圈出一敞平阳和百十缕人间烟火；一年四季，铺黄陈绿的田野上空，交织着四周山林里扑哒而出的鸟语花香；双江河清澈迤逦，从南面的山深处来，将沙田村一分为二后，一折弯奔西而去，水浅处，一滩滩大大小小的卵石拱出水面，在阳光下泛着黄铜的光泽；而雨后的双江河却更见一番景致，蒙蒙白雾自河中泛起，如丝，如烟。

　　上中学时，我试图在地图上寻找沙田村的名字。结果是失望的。地图上，一个县才占一个小点，万千律动与景象才定格为一个区域名。多少故事被省略啊!弯弯绕绕的行政区划线内，数不清的有名无名的村庄、田园、山峦与河流挤在里边，咩咩地叫唤着、踢踏着、奔腾着……

　　我终于离开了这里——1987年8月2日清晨，一辆鲲鹏牌自行车载着彻夜未眠的我，在乡村公路上飞奔。清晨的山林风凉露重，路边的稻田刚被朝阳抹上橙色。就在那个初秋的早晨，我像山林里坠下的一枚果子，骨碌碌地一口气就滚出了沙田村，滚进了县城长铺镇。我从此“拱出田坎脚，吃上国家粮了!”这话是父亲头夜说的。父亲显得很开心，几乎与我说了一夜。说他如何在苦水里泡大，如今好了，我不再过他的苦日子了。父亲说得我哈欠连天又说得我热血澎湃。

　　我的县城生活基本上由两点一线构成——从沿河路到工业街，又从工业街到沿河路。……早晨八点，那间宁静的办公室被准时推开。勤勉与谨慎，使我倾注于眼前的一迭文件资料；一张来访者的菜青色的脸，又使我感觉到责任，以及手心里可能派发的一小缕阳光。而在白昼尽头，在沿河路一栋简朴的楼房里，精神的太阳从一张洁白的稿笺上升起。我，一个耽于幻想倦于跋涉的书生，在喧嚷的城市声中，夜夜聆听到沙田村遥远的虫鸣和蛙声。蛙声如雨，我看见洁白的稿笺渐渐地浮为荷叶了，我看见我的心一蹦就蹦到荷叶上，呱呱呱呱地吐出大口大口的诗句……

　　其实，在县城，我一直找不准生活的感觉。我活得越来越不像个城里人。而在沙田村时，我不事稼穑，又不像个农民。我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意。县城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让我深深失望，利益成了人们之间发生关系的惟一纽带。我甚至怀疑自己当初追求的正确性。在深度的寂寞和苦闷中，我寄情于写作，渴望在文字里找到一个别样的精神故乡。我仍然不自觉地将沙田村视为这个故乡的惟一载体。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倒退还是一种回归。

　　跨入新世纪后的某一天，我惊奇地发现，我的散居在远山近水的同族兄弟姐妹们，忽然齐茬茬地聚集于县城，占地摆摊，租房开店……以山里人特有的勤谨坚韧，实践着谋取城镇的矫健步伐。更令我惊讶的是，他(她)们一个个很快就褪淡了青青山色，涂抹上浓浓的市井气。他(她)们一忽儿四散在县城的一个个角落，一忽儿又聚集于某一家的麻将桌上，模仿着城里人的语气，咒骂城管的刁难，嘘叹背时的手气。幼小的儿女穿梭于他(她)们中间，在他(她)们疲惫而松弛的脸颊上读取着或明或暗的生活之光。

　　世事代谢，时过境迁。如今乡里人进城只是脑海里一闪念的事，而我的父辈却耗费了一生。生活是多么的不公啊!可以想见，我的兄弟姐妹们仍然不会满足于地远心偏的县城，若干年后，必有人徙往省城甚至京城。因为从狭义上讲，人类的发展史其实是一部迁徙史。一个家族如此，一个民族亦如此。现实和地域的围困使人永远不会安于现状。但谁又能想到，时空却用比地域更为强大的力量，对人类的奔突实施着永远的合围。时空的力量无数次地向人类彰显着一个硬如磐石的道理：人啊，任你有千求万欲，任你已成王成相，到头来终归要化入茫茫虚空。从这个角度看，简单而自在的生活是多么大的一场幸福!

　　我的父亲好像有所彻悟。他在晚年一心向佛，每日必在房中打坐，沧桑的脸庞一派清明，几无烟火之气。他不再在我身上继续描绘家族复兴的宏伟蓝图。虽然他历尽辛苦，终于在县城置地造屋，离开了给予他太多噩梦的沙田村。华堂落成之日，他满脸喜气地领受着四方亲友的恭贺，得意与庆幸溢于言表。然而，就在临死前的那一年，他突然义无反顾地辗转跋涉于沙田村的山山岭岭间，焦急地寻觅百年后的安身处所。显然，山外的世界并没有给予他暖衾般的归属感。相反，人们常常可以看见这样一幕景致：我的父亲坐在沿河路46号门口，袖着手，呆望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出神——山风山雨里滚爬了几十年的他对城镇生活有着太多的无所适从，他的人生经验从此归零，巨大的生活落差使他在50多岁的壮年就过早地显出了黄昏暮色。如今，父亲已安然躺在了村里一个叫名野鸡湾的山岭上。墓地四周，蓊郁着大片油杉。山风过境，掠起阵阵林涛，如潮如鼓，拍地惊天。

　　我们全家在县城定住后，不断有沙田村的乡亲来问，老屋卖不卖?问的人说法都一样，你们如今进城了，老屋不可能再住，现在卖还能值几个钱，以后屋朽了就卖不起价了。明里这样说，暗里却相中了我们家宅地的风水。父母拿不定主意，征询于我。我坚决不同意卖。理由很简单，水流到哪里，也不会折断自己的源头。如今，老屋仍然蹲在村里，守望着门外那一大片春华秋实的稻田和不远处绵延起伏的群山，听任山风将大地隐秘的喜悦与疼痛四处传扬。